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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内阁总理严复与英国特派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中国贸易框架协议》的1912年审定稿。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远东，甚至波及了欧美。贸易框架协议之所以是“框架”，也就是说什么都能往里塞。英国方面干脆派遣了特派代表常驻北京。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副代表则常驻武汉。

在这个协议中，北洋方面是最高兴的是框架协议中将关税的10%直接划拨财政部户头，随时可以取用。历史上清末民初，关税被英国人管住，这笔实实在在的现金流是政府的救命稻草，也是英国控制中国的政府的最大利器。能有10%随意支取的权力，北洋总算是有了活钱可以使用。

框架协议确定了中国“贸易平衡”的进出口理念，也就是说，英国方面、北洋方面、人民党方面，三方银行支持贸易平衡理念。中国进出口额度必须平衡，进口多少，就要出口多少。英国方面当然是极为高兴的，其他各国就极为不高兴。英国有中国需要的商品，中国也有英国需要的商品。既然英国银行承担了金融服务，等于是英国卡了别国的脖子。

北洋政府的外交部立刻热闹起来，各国公使纷纷约见北洋外交部部长。此时外交部长唐绍仪已经动身去了德国，各国公使转而求见内阁总理严复。

不过到了10月12日，内阁总理严复放出了新消。每年将在天津、连云港、芜湖、武汉轮流举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凡是在这四个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确定的订单，将得到优先通关的待遇。

各国公使对这个政策代表的意义极为清楚，这是贸易管制模式。严复在公告中说的很清楚，贸易平衡政策最终是进出口金额的平衡。严复没有言明，而各国公使都弄明白的要点在于，只有这四个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确定的订单，新的贸易体系才会支持。其他的注定会遭到各种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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