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顺着墙壁一路看了下来，最终的目光落在了西面的墙壁上，月白色的墙壁上，挂着一副长卷，写着“人淡如菊“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杨峥与条幅知道的不多，知道在古代，字画是不讲焦点透视，不强调自然界对于物体的光色变化，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相似。而是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感情。他们的字画讲究“以形写神”，追求的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绝似又绝非像物者的真通”。与西画的，讲究“以形写形”，颇有不同之处，当然，创作过程中，也讲究“神”的表现，但西画非常讲究画面的整体、概括。有人说，西画是“再现”的艺术，而中国字画是“表现”的艺术。

中国字画与西画相比还有自己独特的特征，表现在其艺术手法、艺术分类、构图、用笔、用墨、上色等多个方面。按照艺术的手法来分，中国字画分为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三种形式。用笔就是画笔工整细腻，敷色层层渲染，细节明澈如微，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故“工笔”。“写意”相对工笔来说，用豪放简练的笔墨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的感情。它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要有以少胜多含蓄意境，落笔要准确，运笔熟练，要能够得心应手，意到笔到。兼工带写的形式则是把工笔和写意进行了综合地运用。

而就眼前这幅条幅来看，写这条幅之人，显然是在笔法上广泛地汲取众书体之长，使书家获得多种造型手段，最后的目的是完成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作品，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张海创作“草隶”作品，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理想。从这幅作品看，我们得到怎样的印象呢？是隶书，非也；是简书，非也；是行书，非也；是草书，非也。都不是，但又都不像。字取横势的“谈”“菊”等，就是隶书之法；字的点画呼应，牵丝流走的如“人”“如”等就是行书之法；此外这两字无论笔势、结构都是草书之法。如此多的艺术手法集于一纸，而不感到是技巧的拼凑、卖弄，相反，它们相处得十分协调。这是令人惊讶的，作者的高明和独特风格也表现在这里，让人好生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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