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官家的制造局，在永乐年间，商业还没蓬勃兴起时，由于朝廷的大力扶持，加上永乐皇帝为人比较气派，规模倒也说得过去，可到了永乐后期，尤其是在洪熙年后，下西洋的取缔，使得这些只要制作出来就不愁没要人的制造局慢慢衰落，发展到如今，还不如一些民间的规模，不免让人好笑，不光光是丝织业，其他各行各业也比不上民间，如制瓷业，民窑这些民间个体户发展越来越快，许多规模，甚至产量都已超过了官家的所掌握的制造局，官窑了，如此种种之下，迅速让商业繁荣起来。

有些人甚至做过了统计，就以瓷器为例，在宣德五年，民间的制作的瓷器数量上，不仅多于官家的，就是质量上，以及产品畅销中外更是远远超过官窑除了瓷器上，在朝廷控制的采矿业，也有些了变化，虽说，明初，统治者不主张开矿，认为投入劳力多，产出矿银少，虽然订有矿税税额，但数额极少，人民负担较轻，如福建各地矿场岁课仅2670余两，浙江岁课为2800余两。永乐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重视矿冶，广泛组织开采，“税由此大兴矣”。永乐年间，明成祖虽也反对采矿，但矿禁已松，矿课逐渐增加，福建矿课岁额达32800余两，浙江达82070两，这一点绝对算是高了，可在宣德短短的几年，营矿业得到迅速发展，各大矿业迅速蓬勃发展，由于数量上，质量上都过得去，所以销量一直很不错，许多民间矿业主，由最初的一个小作坊，短短几年的功夫，发展为拥有十几家的矿业作坊，难得是每一家都生意兴隆，让人羡慕。当然了，除了上述这些显著的变化外，还有不少，如属于国家专控商品的盐和茶之外，流通量和交易额最大的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丝和丝织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的货币体系也发生了转变，明代前期一直被禁止使用的白银在正统以后取代纸钞和铜钱成为主币。白银的广泛使用，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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