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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能让傅恒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也为了锻炼一下这傅家的后人，乾隆给许维派了个不大不小的差事，并准备此事办妥后便再升许维一级，让其升任三等侍卫。

这差事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在乾隆抱得美人归之后的第二个月，在承德避暑山庄游玩的乾隆帝便接到了云南宜良县知县朱一深的举报，云南布政使钱度勒索大量银钱，倒致宜良铜矿亏空甚巨。

不看不知道，一看火气就腾的一下冒上来，乾隆差点没把嘴给气歪了。离贵州铜矿亏空案才没过一年的光景，居然邻省云南也出这么桩事情，太可恶了。异常震怒的乾隆，当即传谕令侍郎袁守侗为钦差大臣，前往云南会同巡抚李湖查办此案。乾隆的上谕内容简单而明确：

“云南现有查办事件，著侍郎袁守侗驰驿前往，会同署抚李湖秉公办理，钦此。”

由此揭开了钱度等人贪污案的面纱。

身为钦差的袁守侗倒也尽心竭力，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把钱度一案给审理得基本水落石出：

钱度身为布政使，不仅向辖下的各个铜矿勒索钱财，数目高达九千余两，更为关键的是，钱度还利用手中掌握的对缅战争支放银两的权力，每放银百两，扣除平余一钱七八分。积年放银二千二百万两，钱度本人即从中侵蚀四万余两，在布政使府邸处共搜出五万余两白银。

但令乾隆恼火的是，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等人在钱度老家江宁又搜出余银六万三千余两。这些钱充分表明了钱度这个云南布政使，他所贪污的钱财估计不止袁守侗上报的只有区区的五万余两。

乾隆于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谕令大学士刘统勋给袁守侗、彰宝、李湖发出廷寄，指责他们在审查钱度一案中，所得情节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却希图草率了事，很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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