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周赫煊的及时提醒,史量才在七月底就离开上海,躲进天津的法租界找朋友喝茶看戏去了。
在离开上海之前,史量才希望鲁迅能写一篇文章,帮周赫煊说说话、正正名。
鲁迅当时没有拒绝,但也没有答应,他不想掺和这种破事。直到《中央日报》刊登赞扬周赫煊的社论,舆论风向瞬间翻转,鲁迅才突然用本体大马甲开了一篇,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
原文如下——
《花边漫谈》
“周明诚在近日遇到了麻烦,中国报纸泾渭分明的分做两派,一派极尽诋毁,一派高高捧起……史君离沪前,曾邀我做文章,为周氏摇旗呐喊,尽一份朋友的心意。”
“我与周氏曾在北平见过一面,他不喜欢喝豆汁儿,可见并非同我一路人。他有他的想法,他对中国是抱有乐观主义的,而我恰好相反……我对周氏的私人生活并不关心,但他的文章我必看不落,不可不说他是中国顶有自我思想的学问家……”
“这次报纸论争的结果让人惊奇,短短几日时间,西风东风合做一团,骂得激烈,收得也突然。像是全中国的报纸,一夜之间忘了有场骂战,竟齐齐唱起了赞歌……”
鲁迅开始在文章里讲故事,讲一些让人摸头不知脑的故事,句句都在暗讽无良媒体溜须拍马,只知道逢迎上意。他根本就不是在帮周赫煊说好话,而是借机骂国党的舆论控制政策。
这篇文章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之后,鲁迅又加班加点的写出第二篇文章——
《周氏与泰氏之比较》
“有个叫‘竺震旦’的印度诗人,曾在中国掀起大风浪,他即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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