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界自晚清以来，有着各种各样的论战，没打过笔仗的文人都不好意思出门。

比如鸦片战争失利后，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就跟主张“忠孝礼义”的保守派，围绕着引进西学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这些争论首先发生在朝堂上，又随着报纸渐渐走向民间，民间文人也跟着争得面红耳赤。

直到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以“中体西用”的观点缓和了两派矛盾，获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成为人们的共识。

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代表先进知识分子的康有为、辜鸿铭，其思想见解已经显得陈旧落后，被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派文人当做靶子攻击。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新文化论战当中，白话文创作得到普及，标点符号和国语也成为标准，民主和科学走向普罗大众的心中。

这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两场思想论战，前一场论战让中国开眼看世界，后一场论战加速了中国科学文化的传播。

或许是因为矫枉过正，有人呼吁正视传统文化，于是又一场新的论战开始。“调和论者”（调和中西文化）和“取代论者”（全部西化）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出现的“科玄论战”和“整理国故”，大致都是此次论战的延续。

由此从论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顽固保守——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全部西化——中西协调……

这是华夏民族的自我进化之路。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士”的心理认知。就算穿着单衣、啃着馒头，也依旧心怀天下，常常指点江山，干涉政治，批判时局，在近代历史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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