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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用白话说起来并不复杂，依其重要程度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推行法制。在商鞅变法之前，华夏国家普遍的况是延续了西周流传下来的礼教制度。虽然诸国征战，权贵争权的乐崩礼坏局面使得这种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也越来越脱离时代的要求，但浓厚的礼教文化和强大的贵族势力，使得这种制度能够在变法浪潮的冲击下顽固的生存下来。在商鞅变法之前，已经有李悝在魏国推行新政，吴起在楚国变法，其他国家也有变法的举措，但李悝的新政侧重点在经济层面，吴起变法则失败了，他们都没有改变所在国的根本制度。其他诸侯国的变法还比不上这两国。只有商鞅明确提出并在变法中贯彻了用以取代礼治的“法治”主张，在《商君书》中，一再出现“以法相治”、“垂法而治”、“缘法而治”的字句。商鞅认为，治国要靠法，人民和官吏都必须守法，只有法制，才能使国家大治，如果不依法制国，国家必然衰落。至于儒家所鼓吹的忠孝仁义之类，在实现法制之后自然就会成为现实。他还把法的作用强调到极点，甚至提出了“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主张，即使君主本人也必须依法行事，他的决定如果不合法，则不能生效。在今天，这样的主张当然是不足怪的，但不要忘记，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说法该有多么的惊世骇俗！当然，下面我们将看到，在实践中秦国并没有实现这点。不过君主以下无分贵激àn)，人人必须守法，则是大体上得到了贯彻执行的。

第二，确立土地私有，发展农业。其实这个举措并非商鞅首创，不仅李悝新政时已经颁布类似法令，且在商鞅任左庶长之前，于那场著名的辩论后，秦孝公已经颁布《垦草令》。商鞅的贡献在于使其成为常制，更重要的是确立了按亩征税的制度，在新制度下，土地收入除赋税外都归土地所有者，土地出产越多收入就越多，生产积极自然高涨。既增加了国家的田赋收入，又使人民得以公平纳税，意义重大。秦国之所以富强，根本的“妙方”在于鼓励耕战，而对土地制度的变革，是“耕”这方面得以迅速发展进步的首要原因。为了发展生产，还进一步规定：努力耕作和纺织，生产的粮食和丝绸增加的人，可以免除其徭役和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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