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国库的钱，对杨锐来说，就等于斩断了最大的资金来源。

国库的钱再少，源源不断的供应下来，起码也都是几千万上亿的资金，换成美元也是要上千万的。对于任何一间实验室来说，这笔钱都应当要予以重视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用的国库钱越多，受到的管制毫无疑问的也就越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有的美国大学或研究所会拒绝州政府的拨款，有的欧洲大学会拒绝国家财政的追加资金，主要都是管制的原因。

尽管说，到了杨锐的地位，能够管得住他的科学界人士并不多了，可谁愿意头顶上多出一个婆婆来指手画脚，哪怕比划的都是鸡毛蒜皮之事，也不是令人愉快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到了杨锐的地位，他又何必如此呢。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舆论风潮。

杨锐可以不在乎国外的纷纷扰扰，那是因为他立足国内。而他既然立足于国内，他就要关注到国内的舆论风潮。

想要一夜之间改变国民素质是不可能的，记者做不到，政府做不到，鲁迅做不到，杨锐更做不到。

想想10年代做射电望远镜都有人骂劳民伤财，就知道这个词在中国的根深蒂固了。

不过，10年代骂射电望远镜的都是傻黑粗，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对网络的重视程度，只能勉强说是压力。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报纸的影响力可不容忽视。

既然主流媒体提出了意见，那杨锐就不能轻视它了。

就在最近几年，有多次的所谓国民大讨论，其中既有“大学生救老农值不值得”的社会问题，也有真理大讨论的政治问题。不谈背后的推波助澜，媒体尤其是纸媒的力量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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