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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日本派出“遣明使”这样的事，如果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那无疑是一件大事，值得整个国家的统治阶层高度关注。但是，对于如今的大明而言，这就不过是皇帝和首辅两人一番谈话就能决定的小事。

拜周公旦与始皇帝之福，中国在同时期的世界上简直堪称政治早熟——而且熟得过分。中国拥有太过优秀的基础，广土、巨族、文化一体、中央集权，一切的一切都让它天然、必然成为周边外邦既钦羡又畏惧的“天朝”。

看看此时的欧洲各主要国家，谁的情况比大明更好？

先说大明将来在陆地上极大概率要面对的头号强敌沙俄。沙俄摆脱“鞑靼桎梏”至今也刚过百年不久，在万历三十年的今天，也就是公元1602年，沙俄连政权结构都还不算稳定，贵族势力在政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沙皇的权威尚未完全确立，贵族们往往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和影响力。

此时，别称“雷帝”的伊凡四世已经去世，其子费奥多尔继位，但由于费奥多尔体弱多病且对政治不感兴趣，国家大事主要由他的亲信鲍里斯·戈东诺夫处理。戈东诺夫摄政期间，贵族间的权力争斗愈发激烈，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当然，沙俄在1602年前后已经开始了其对外扩张的步伐。例如，沙俄曾派遣军队入侵位于中亚的希瓦汗国，虽然这次入侵以失败告终，但已经显示了沙俄对外扩张的野心。

高务实有一种预感或者说推测，随着大明的力量西扩到铁路出现之前统治力量的极限，被大明往西驱逐到中亚的布日哈图必然会与沙俄爆发冲突。

在冲突早期，依靠布日哈图的能力，察哈尔部应该能占据一定的优势，但他总有离世的一天，在他死后，除非察哈尔部能够出现一代甚至数代“圣君”，否则沙俄一定能背靠西方的火器进步逐渐扳回劣势，直到彻底完成中亚征服——除非这个过程拖得太久，以至于出现了铁路，而大明的力量随着铁路继续西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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