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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铭由山西监察御使迁任云南左布政使，作为军机大臣的孙嘉淦自然是知道的，毕竟升迁命令是由军机处签发，再交由吏部下达。

话说，孙嘉淦同董铭在山西共事，算得上董铭的老上级，而且两人在山西时相处的着实不错，虽然当时双方地位悬殊，可私下关系极好，在孙嘉淦看来，董铭不仅是能吏，更是心怀天下百姓能干实事的清流，而且还已入了皇帝法眼，日后定是朝廷栋梁之材。

但就算孙嘉淦也没想到，董铭居然会如此一鸣惊人，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就被一跃高升，成了云南左布政使，当得知朱怡成要大用董铭后，心中着实有些感慨，同时也暗暗心喜。

孙嘉淦一直自誉为清流，他和董铭一样同样是从地方做起的能臣。但假如仅以清流而言就认为孙嘉淦在朝中孤芳自赏，不会做那些拉帮结派事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往往越是清流就越爱搞党同伐异，这点早在前明中后期就是如此，前明之所以灭亡天灾人祸是一个原因，朝中党争不断同样也是一个原因。

军机处换届之后，史贻直成了首席军机，同为清流的孙嘉淦自然同史贻直是一党的，而且一开始在军机处内部也占据了上风，趁着军方力量在军机处暂时不强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压得庄岩气都透不过来。

原本以为把军方力量从军机处打压下去，随后借此控制住军机处的话语大权，然后再拉拢其余军机大臣为己所用并不太难。但谁想到，史贻直一来操之过急，二来他在几件事上判断错误，导致非但没有压下军方力量，相反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

随后，蒋瑾趁机在军机处发力，在加上何显祖这个墙头草哪里势力强就倒向哪方。还有曾逸书，此人虽年纪不大，但在军机处的资格却仅次于史贻直，要知道他中进士后没多久就进了军机处，虽然一直担任军机行走之职，给当时的军机大臣打打杂，做些辅助工作，可是在实际情况下，曾逸书许多方面已在干军机大臣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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