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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至1861年夏季,远东风起云涌的同时,欧罗巴和米洲大陆同样也不太平。
第一次工业革新的成功扩散,在给社会带来极大进步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变更,往日高高在上的贵族面临痛苦的转型,而富裕起来的工厂主、商人要求更多的权利,而平民的生活或许在整体上提高了,但日益增多的报纸、更强的社会流动性和团体协作,导致他们也能发出更有力的声音。
作为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度,英吉利这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后世学者以“大转型”来称呼这种特贵社会向现代大众社会转型的社会现象——1837年开始在杂志上连载的《教区男孩的进步》(《雾都孤儿》的第一版名称),非常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此时的社会阴影。
而1857年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激化了这种转型期间的矛盾,因此“小英吉利主义”被奉为圭臬,“不盲目扩充殖民地,注重发展自由贸易”变成了金科玉律——泰晤士开始将眼光更多地放在了内部问题上。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胜利,让帝国睥睨自雄,如同吃饱了的狮子,英吉利暂时还没有心思寻找下一个对手。
而借克里米亚战争冲破外事封锁的佛兰西,开始日渐活跃,但拿破仑三世很清醒,知道这都是配合英吉利才拿到的红利,因此愈发向其靠拢——不但积极参与亚罗号战争,而且在1860年1月与英吉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自此佛兰西市场终于向英人打开了大门。
在英吉利的默许下,拿破仑三世开始积极干涉外部事务:
1859年4月,佛兰西启动了联通亚欧的苏伊士运河工程,展示出向东发展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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