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六十年九月，皇帝下诏，特命太学之内新设一科，谓之“刑名学”。以《韩非子》为根基，《公羊春秋》为佐辅，尝试重新构建并完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由于汉初的学风开放，太学内开始教授以韩非法家为根基的刑名学并未引起保守派势力的过大反弹，毕竟《韩非子》乃是黄老学派崇尚的道法五圣经之一，原本就极受汉初统治阶级的追捧。

其实自高祖刘邦已降，包括文帝刘恒和贾谊，晁错之类的重臣，都是法家学派的忠实拥趸。即便是保守派的标杆窦太后，都没有对太学内新设刑名学提出异议。

反倒是朝野上下的诸多大儒如丧考妣，只觉失望不已。

在他们眼中，公羊学派虽同属儒家，却一贯主张“微言大义”之术，只会根据自身的需要，肆意注释甚至曲解孔夫子原本仁德宽宏的理论，乃是儒家中最为叛逆的流派。

如今大儒们眼见公羊学派不但被朝廷重视，还甘当法家之佐，大有融入黄老之学的态势。对于一直以儒门自傲，孔子独圣的不少腐儒而言，公羊学派此举无异于欺师灭祖。

即便是公羊学派内部，也产生了极大的分裂。

以董仲舒为首的实务派，长久来一直坚持贬低道法学说，试图扭转统治阶级高层崇尚黄老之学的理念。如今面对胡毋生为首的理论派要“叛变投敌”的恶劣行径，自是极为不屑和愤慨的。

然而汉帝刘启和太子刘彻面对如此情形，不忧反喜。

尤其对于刘彻而言，能让原本看似铁板一块的儒家产生巨大的内部分裂，是极为有成就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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