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生把事情说了一遍，自然是避重就轻，崔玉言的过错是肯定逃不掉了，但是这其中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冒犯的对象。

《名例律》中记载了五刑制度，由轻到重分别为：笞、杖、徒、流、死，五刑。崔玉言当街调戏女子，仅在言语之间，没有身体接触，不算是一个很重的罪。如果对象是普通良家妇女，最多也就是苔刑，拿鞭子抽，再罚款而已。但白巧巧是有诰命在身的命妇，当从重判刑，受仗刑，再罚款，不涉及到‘徒、流、死’。

李牧身为县侯，为自己的夫人出头，把崔玉言吊起来打，已经算是用了‘苔刑’，而且是动用了私刑，按律来说，是不合规矩的。如果崔玉言因此被打死了，李牧则要受到惩罚，虽不至于死，但至少也要被判‘流刑’，这也是崔文生不担心李牧会打死崔玉言的原因。

但若崔玉言调戏的对象是李知恩，情况则要反转了。李知恩是下人，奴隶，贱籍。唐律规定，贱籍的奴隶，等同于牲畜。就算崔玉言调戏了，甚至非礼了，也仅需要赔钱而已。不涉及到动刑，这样一来，李牧鞭打崔玉言致伤，就是他的不对了。崔文生可以据此反告，李牧就惹下了麻烦。

崔文生来找长孙无忌，是想要得到他的支持。他知道几日前李牧发配工匠的事情，认为长孙无忌心中对李牧存有怨恨。如果长孙无忌能出手帮一把，李牧就算擅动起了民愤，最后也必将一败涂地。以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不用多说什么，稍加暗示，大理寺的官员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自然就知道如何做了。

在崔文生口中，崔玉言调戏的对象是李知恩，而不是李牧的夫人白巧巧。他打得正是倒打一耙的主意，想借长孙无忌的威势，反给李牧一个教训。但他预想中的事情没有发生，长孙无忌听到之后，只是眼皮微微抬了一下，道：“老夫猜想逐鹿侯断然不会无故殴打你的侄子。这件事情，孰是孰非，还是让大理寺来定夺，老夫也帮不上什么，你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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