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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胜利捷报的态度，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各地人民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当统一的消息从福建、广东一路传过去的时候，这个讯息引发的社会震动有如物理学上的那个著名的震动理论，越朝后走反应越大，相对来说，长江中下游地区广大人民反应非常平静，总之没有什么人认为此事应该值得庆贺，所以当驿站的信使挥舞着夸张的的大红军报一路招摇的时候，大部分的动作都是伸长脖子看看热闹，然后：“哦？！福建也被打下来了？！”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去，甚至就连茶馆里的谈客也很少把这个事情当作重大新闻来评侃一番，总之态度非常淡漠。

不过越过黄河之后，北方人民的反应就‘激’烈得多了，当消息传到之时，沿着官道驿站，各地村落闻声欢呼雀跃，在南方大受冷落的信使突然间吃香起来，每次一到地方，都有大票人马冲上来围得水泄不通，七嘴八舌地打听前线的各种消息，这种热闹和喧哗，甚至还引发了一场小小地市场经济革命：趁着这个机会，许多地方原本很冷清的驿站忽然转型为周边村落的赶集场所，大伙一边打听消息一边做买卖。

这里面的原因倒是很简单，北方人民之所以这么‘激’动，主要是因为此次出征的军人几乎全数来自北方，各路野战兵团、涵盖各种民团、壮丁在内，约莫有七十多万人马，按照这个数字推下来，安徽、山东、河南、直隶等几个行省几乎村村都有人出征，要知道战阵之上那都是生死在天，谁也不想自己的亲人朋友就此埋骨他乡，因此关注的力度当然要大上许多。

当然，除了这一最直接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汉帝国的封建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做得有大有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荒芜无主的土地分配、以及土豆、红薯、‘玉’米等新作物的驯服和推广。几年下来，北方一片安定，气候良好，几乎年年丰收，广大农村的丁口户册统计和口粮保障工作大体完成，流‘荡’、抛荒、逃难等大股流民流窜事件基本上已经杜绝，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的合法统治已经得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地一致肯定，并且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听闻官军收西南”，自然是要“家祭勿忘告乃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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