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据现有材料难以对此过程展开全面的论述，但也不必灰心，因为相关历史文献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载:

像是（黄伟）公生于康熙四十四年丙戌，……乾隆四年己未岁试，邹学称赏，即取以冠童军进学。……吾族文科，自公伊始，由是教泽长留，功业永播。得额土目充乐贡里一甲总约，

已经讨照，假总约之名，俾乐贡人民尽归宇下，任其驱使。

惟公爱遍一里，忧深百世，出头诉讼，造退土目，追回约照，振济四民。……乐贡一里，至今犹颂。

也就是黄氏通过接受汉人礼俗、积极读书应举等举措走向绅士化，确立了本家族的优势地位。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土改”前，普底的土地基本上属黄氏所有，其他民族（包括许多汉人）或其他姓的人大多是黄家的佃户。

黄姓的威望还来自于比周围的汉人还要高的汉文化，祠堂修得好，谱也修得好。

因此从某种角度上看，黄姓的优势一直延续至今，1949年后乡、区、县乃至整个毕节地区的党、政部门领导有很多都来自普底黄氏家族。

可见科举文教的扩张，的确很强烈地冲击着原来勾政权中的正统文化。

这种文化的载体——彝书面临着逐渐散佚的危险，像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一位叫黄继的彝人曾发出感慨:

余上世祖考世系，往往迭出于夷册书籍，而当今圣朝专以四书三坟五典之道统一天下，而夸册字迹恐愈久而磨灭殆尽，后世之子孙即欲考而失据，能不私心悼叹而隐忧先世之失传哉～

包括《（彝族）杨氏支谱》亦称:

自改土而后，夷书之散佚多矣。

政治特权与正统性的丧失，使彝书的传承者——布摩的神圣光环逐渐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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