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与此相关联的是以市镇为中心体现出来的乡村的城市化，即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小城市的形成。

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大镇，人口都在万户以上，例如南浔镇、乌青镇、盛泽镇、罗店镇、双林镇、濮院镇等。

要知道当时这些市镇，实际上已经具备县城乃至府城的规模，正如康熙《乌青》卷一疆域、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所说:“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

而一些中小型市镇也有数千户人家，而且商贾辐辏，富庶繁华，迥然区别于乡村，成为新兴的小城市，这是特色的城市化模式。

像是美国学者绕济凡（GilbertRozman）和赵冈的揭示了这点:英国及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在英国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中国则不然，不足一半的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中，其余都散居于小城市及市镇中。

中国的7100个小型城市，大部分是市镇。

此外就是江南市镇的外部变革了，主要包括地权的分散化趋势，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

的确，随着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在江南市镇的四乡，已经出现了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

这种现象在道光、咸丰以后变得更加明朗化。

如曹幸穗的论文《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就非常详细的论述了这一点。

在文中，他指出，随着近代化的步伐，新兴工商业城镇的发展，使得“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镇，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

同时与工商业利润比较的话，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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