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元代剧作家偏爱历史剧的现象，许多学者指出原因在于:自古以来的重史传统，远古神话、史书传记、民间传说的丰富素材，为历史剧创作提供了土壤，也催生了作家对历史剧的需求欲望。

包括这一题材为市民群众喜闻乐见，身处社会下层、贴近和了解民众审美情趣的剧作家自然将其作为创作的重点。

因为异族统治的严酷环境几乎已经杜绝了讥评时政的可能性，剧作家只有取材历史或旧有传说，或以避祸，或以古讽今。

像是公案剧主要描写司法断案，揭露权豪势要和各种邪恶人物的种种丑行，以包公戏为代表的清官剧无疑是公案剧的重要组成。

例如关汉卿的《蝴蝶梦》就是其中较有名的作品，以及他的《窦娥冤》更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

这是因为元代统治者采取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再加上刑法松弛、吏治腐败，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秉公办案的清官身上，于是催生了一大批公案剧，其中寄托了元代人民虚幻渺茫的希望。

当然，还需要说明，这与前代公案文学的滋养也是必不可分的条件。

除此之外，婚恋爱情剧在元杂剧中更是数量最多、质量最精、优秀作品不胜枚举，像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拜月亭》、白朴《墙头马上》、郑光祖《倩女离魂》等都是其中的精品。

就婚恋爱情剧产生的社会基础来说，首先在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使追求自由的爱情成为奢望并造成了众多爱情悲剧，剧作家以“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心理顺应了民心所向。

并且元代的社会风气相比于宋代较为开放，女子的自由程度优于其他时期，所以元杂剧中才出现了那么多勇于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她们内心勇敢刚毅，纤纤弱质中蕴藏着凛然风骨，直接影响到后世戏曲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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