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人问，说面对一部作品我们到底是直面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文本及其社会效益，而不去纠缠作者原意呢？

还是从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创作缘由入手，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作品。

对此，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说，这个问题其实提得非常好，很深刻。

怎么说呢？就是说严肃对待我们怎么样阅读理解这部伟大的著作。

这不是一个消闲解闷的问题，许多人一听这样的问题心里就有感受。

并且老先生还想就这个问题提了两大方面。

比如就他本人那么一点微薄的经验来说，弄了50多年近60年红学，其实就是这两大方面并行不悖，没有偏废，一个就是文本。

因此有很多人批评他，说周汝昌他弄的都是外物，研究什么曹雪芹家世，一切乱七八糟他都研究，他就是不研究文本本身。

人家说你不是看的是《红楼梦》吗，你那是什么呀，老先生对此说他大概对我的著作不完全理解，是从和胡适交往。

他是一个在校的学生，不知天高地厚，知识浅陋，就是胆子大。

我要涉足于这一个领域，这个时候我从哪一方面入手，是今天大家所说的那个文本。

而且他从来就没有离开版本，比如和胡适争就是争这个。

今天你给程乙本作序，让汪原放标点、分段，新式的格式，把西方语文的一切形式、外貌都搬到我们中华语文的上面来，有了一定的方便性，受了读者的欢迎。

但是硬搬硬套、不适合我们中华语文的那一方面也很严重，甚至于还有破坏。

这是他那个时候少年理论的一种理解，我说我要发誓，不要你这个程乙本这个坏本子。

我们应该校勘一部最好的接近曹雪芹原文的本子，我和胡先生争，胡先生大度，一点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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