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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七年，接任于辽东萨尔浒对阵满洲兵丧师败绩的杨镐为辽东经略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廷弼以“请集兵十八万，分布云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的理由，要求朝廷增兵辽东巩固防线，其时湖广永顺宣慰司、保靖宣慰司、酉阳宣抚司及尚为宣抚司的石砫均在征调之列。

除了西南，明廷在东南方向也调集了包括曾名噪一时的浙江兵在内的援军。然而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前往辽东的路上的石砫兵却“至通州，偶与浙兵相触格斗”，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械斗，“情节起于片言之争，两兵杀伤未已也，而毙及民命矣。混抢行李未已也，而折及民房矣。炮声与喊声齐鸣几至天地动摇，城砖与瓦屋皆震”，几乎演变成正儿八经作战对阵，最后还是“地方官谕解旋止步”。

秦良玉当时甚至直接上疏万历帝，要求在原本三千白杆兵的基础上，再调三千五百人去辽东，说的理由是“臣所将之兵止三千三十员，又自成一类，恐军声不甚振”，看得出，风俗习惯与他地不同的石砫兵在外省客战期间因被孤立针对而滋生的自保之心。

朝廷视辽事为重，为避免节外生枝，万历帝并未将这件事摆上台面走公审程序，而是以私人的名义下了口谕给涉事相关方，“以各兵争斗杀伤，领兵官钤束何在，着听地方官从公查理，仍各率众星速赴辽。如再逗留生事，依议从重究治”，好歹把事情压了下去。

石砫兵行事作风之凶悍，由是与强横的战斗力齐名。

覃奇功说的不错，川东、楚西南等地的土司兵皆亦官亦贼，纵然石砫历任主掌者都怀家国忠义，但到底野性难驯根深蒂固，难以驾驭。这是一支军队的脾性或者说天性，控制这样的军队，绝不可以暴制暴，需得怀柔，结其心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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