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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和范仲淹一样想法先进的人不止他一个，大宋有很多人现在的想法都变得开明起开，随着格物学的不断发展，大宋百姓的求知欲也开始增加。

这就是一种学术氛围，也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思想中的东西，原本的百姓需要整日的养家糊口，即便如此依旧有大量的人群挣扎在温饱线下。

而随着大宋的国力强盛，商业繁荣，工厂林立，商号众多，寻常百姓几乎都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生活，即便是无法和后世比拟，但相比之前的时代却要好的多。

在这种情况下，人开始变得理性，因为他们知道钱是怎么赚来的，有了钱和稳定的生活后，人们总是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

求知是可贵的，同时也是可怕的，知识改变命运在这个时代便已经被奉为金科玉律，民智的开启也意味着时代的改变。

连寻常百姓都是如此，朝中生活稳定的“高收入”官员们便更加思想开放。

这其中便难以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范仲淹所担忧的，他担心人的思想过于解放，担心朝廷的统治会出现问题。

于是这位大宋的宰执相公向赵祯请教了一个官员政权与皇权之间的问题：“官家，若是您传位太子之后，大宋便是两位国君，依照官家的谋划，这样一来可避免国朝动荡，亦可在官家有生之年把太子变成一位合格的君王，可如此一来，是否会让人猜想，国朝不仅仅可以有两位帝王…………”

赵祯被范仲淹的话问的一呆，自己为了大宋而打造了二元政治但同时也打破了人的思维桎梏，两位君主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既然如此可否会出现三个君主，甚至更多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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