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先后都表了态。

朱德的口吻很委婉，认为从维护中苏两国关系的原则来看，不宜高调处理，但对目前已形成的问题，也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彭德怀虽然和毛有很多地方不一致，不过就苏联这档子事情，彭比毛还烦国际派，所以劈头就道：“抢了粮食，甩下几张花花绿绿的纸片就想走了？你说是买，我说是抢，好，就算是买，你征得我们同意没有？这种事不就是强买强卖么？我认为对具体经办人员要严肃批评，当然追究到布琼尼元帅这一级就不必要了……”

这话一出，语惊四座，大家还在说“征粮”，彭直接上来就是抢粮——这口吻符合彭的个性。

贺龙的话更有意思：“抢也好，征也好，这件事本来就这么过去了，现在苏联人自己没摆平闹出事端来，说明人心不稳没过去，我的意见还是很简单——让苏联人自己来摆平，咱们就不要为斯大林同志擦屁股了，越擦越擦不干净，到时候粘的满手屎，臭不可闻……”

“咳……”长期“养病”的王稼祥听不下去了，故意咳嗽了一声，制止了贺龙那越说越不着调的话——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岂容如此放肆？

1938年9月，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这对于巩固毛的地位，迅速获得最高权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对王明等国际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所以虽然王稼祥是标准的国际派，但为了感谢传达“口信”的功劳，让王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以前的老人，如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

但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象征性安排，王既不拥有实际军权，在军内也毫无根基，毛对于王稼祥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提防——这个人今天传达毛可以担任领袖的口信，万一明天传达其他人可以担任领袖的口信自己改如何应付呢？所以归根到底是要砍断这个传导链，不能再让莫斯科对中共领袖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

王也看明白了这一点，从1942年便开始装病，还刻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拉开距离，不但与与王明等人断绝了一切私人来往，还与毛的故旧、原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女、担任中央政治局保健医生的朱仲丽结婚，两人相差9岁，结婚介绍人就是毛，这使得王稼祥与毛的来往又增加了一个新渠道，不过王虽然认为自己是毛的自己人，但毛有时候并不以王的表态来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王传递口信的影响力还是太大了一点。

大部分人都发表意见后，毛将目光投向了王明，等着对方表态，摆在王明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赞同并附和毛的意见，这样虽然不可能让王明起死回生，但可以让王明继续苟延残喘一番；第二条，坚决反对，这就要寄希望于莫斯科的神奇力量能不能帮王明翻转，如果能，那就是大翻身，如果不能，彻底沉沦。试图协调、妥协、和稀泥的方式，不但为毛所看不起，也会为莫斯科所坚决反对，至于回避问题，不表态，那就更为所有党内高层包括国际派所看不起——连勇气都没有，当什么领袖？

作为毛头号政治对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实际上已丧失了以往的重要地位，虽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在六中全会后还新兼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但大多为空头闲职。

以统战部为例，此时该部下辖干部科、友军科、各党派科三个科室，但中共有关与国民党统战的所有大政方针全由毛亲自掌握，周恩来则起着辅佐毛及执行毛指示的作用并常驻重庆，王明在根本插不上话，而统战部的人员也很少，只有一个副部长柯庆施——这还是毛的人，是用来制约、监视王明的，整个统战部除了有时配合延安交际处出面接待几个来访的国统区知名人士外，主要工作是负责指导中国女子大学，而女子大学上面妇女联合会这个婆婆，担任妇联常委的蔡畅、帅孟奇资格也都很老，经常与王明发生冲突，有时候甚至以女人的泼辣劲逼得王明下不来台。

又比如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虽然听上去名头很大，但其实也形同虚设。南方工作委员会说是指导南中国党的工作，实际基本由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延安如何能绕过南方局对南面各省指手画脚？至于东北，小林光秀说的十分清楚，抗联在东北完全立不住脚已全部转进到苏联去了，而从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党员则接二连三被日军破获，东北工作委员会基本只能指挥空气。

而看上去有实权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此时已完全由毛泽东控制，开会时间、会议议程等一切皆由毛决定，旁人不得置喙。对毛的这种态度，王明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1940年他发表文章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虽然因热烈吹捧毛而略微改善了一些处境，但在毛的心目中，对王明更加鄙视，认为此人连张国焘都不如——张国焘不满自己，最后不肯投降宁可跑去重庆，王明这个态度算什么？

没过多久，由于张闻天掀起了读书运动，王明还凭籍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大出风头，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这就又让王明的尾巴翘了起来，总以为自己人心尚未丧尽，这种沾沾自喜不但让前面的吹捧做了无用功，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与反感。

为防止王明等继续抬出莫斯科作挡箭牌，毛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声称国际派师承的并非是斯大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试图将将王明等与已被斯大林消灭的“人民公敌”捆在了一起，把他们一同打进“假马克思主义”之列，这一度让王明等人抬不起头来，因为众所周知王明的老师米夫已经在大清洗中被打倒了，罪名就是这个，作为米夫直接的学生，难道师承还有误么？

所以王明要想反击，只能抓住这最后的机遇：这次新疆事件是莫斯科亲自发出的指令，斯大林进行的布置，再也扯不到布哈林了，所以王明刚才想了又想，下定了最后决心，缓缓开口发言道：“关于新疆事件，我有不同的看法。或许苏联同志在粮食征收上犯了一些错误，但这都是工作细节的错误，不是原则问题，真正的原则问题是如何处理中苏关系，如何处理中苏两党的关系。即便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我们依然还主张与其维持抗日统一战线，新疆事件比起皖南事件来要小的多、程度轻得多，而且也没有太恶劣的效果，目前所谓的民意汹汹，只是国民党捏造的谣言，说什么饿殍遍地，说什么尸体堆积如山啊，我们只能能上这种当？”

王明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真正应该警惕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因为苏联同志在工作中的部分失误而使党背离国际主义路线，背离中苏友好路线，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更不能借着这样的机会向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政党方向滑落——这才是原则性、根本性的错误。”

毛笑了：“王明同志的意见是说，如果我们就这件事提起问责，就是与苏联为敌，背离国际主义路线；只有按莫斯科的统一口径对内、对民众、对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进行解释，才是国际主义路线？”

“不能这样简单的归类，但党自己要有明确态度，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反对苏联呢还是站在苏联一边，配合苏联同志将这件事情消弭干净……”

王明这句话虽然隐晦，但核心观点已画出来了：赞同并符合斯大林同志的，是正确的；反对或者指责斯大林同志的，是错误的。

众人正在沉思间，毛忽然狠狠地拍了桌子，怒斥道：“王明同志，你就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论者——凡是斯大林同志说过、苏联党说过的都是正确的，凡是他们说过不对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是错误的？连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实事求是都没有了，连最根本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不存在，眼里只有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我问你，斯大林同志如果每件事都是正确的话，那苏德战争是怎么回事？斯大林同志当初还在报纸上口口声声说所谓苏德战争不过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而已，话尤在耳，德国进攻开始了——斯大林同志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他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每件事都半对了。你不是科学的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你是在搞机械论点，搞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也好，主观主义也好，都是很严肃的罪名，扣在王明头上，几乎是等于直接拿来批判了，就连最赞同国际路线的国际派，也不敢说斯大林一贯正确、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的话。

不过无论是不是国际派，大家已把场面看明白了：王明说赞同斯大林是假，本质上是要用斯大林来压毛，压中共。

其他人刚想反驳，已被毛挥挥手拒绝了：“会议先开到这里，把王明同志的表态和其他会议同志的发言整理一下，我们发到莫斯科去，请莫斯科的同志来看到底他们做得对不对……”

说罢就宣布了散会，留下了目瞪口呆的众人，很多人鄙夷地看了王明一眼，随后也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