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美国人也没有想到，印度战事这件事英国人比他们泄气得还要在，就在美国运动中国派兵增援的同时，英国内部也在活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温莎公爵与德国方面的和平谈判，其他谈判都很顺利，但双方在印度问题上卡住了，温莎公爵认为印度对大英帝国至关重要，希望能保留并成为大不列颠直辖领土，尽管他很不情愿地表示愿意把南面一小块和锡兰岛让给日本，这个要求看起来是很正当的，不过由于谈判的是德国，进攻的是日本，霍夫曼也感觉棘手——当初日德公开声明中说好是把印度划给日本的，为了印度，为了印度，日军不但逐渐从中国退出还派遣舰队进行了联合作战，现在要日本放弃继续扩大印度占领区，别说德国没这么大能力劝阻，就算有也不能开口：这说不定会直接导致日本内阁和军部现有掌权派倒台，谁知道上来会是些什么脑残？

现在如果不让日本拿到印度，岂不是日德关系直接就恶化了？所以他指示前面暂时拖一拖，一拖就拖了2个多月。

英国内部真的没有人知道温莎公爵的事？非也！

支持丘吉尔抵抗到底是一条道路，允许温莎公爵进行和平试探是另外一条路径，特别是德国占领马岛后，有着数百年海权经验的大不列颠知道美国也遇到了大麻烦，因此对于和平谈判的渴望重新上升。随着战事推移，英印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温莎公爵的条件只能逐步降低。

他划分的印度分界线是北纬13度，以北继续留给英国，以南归日本。

问题是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刻，山下奉文连14度线都打过了，何况13度？已吃下去的肉再吐出来可能么？考虑到印度南部是个锥形，上宽下窄，表面上只退了一个纬度，实际领土要减少将近一半，换成是谁都不会答应。再加上统领印度北部的蒙巴顿还不见得会向温莎公爵效忠。所以霍夫曼认为这完全是一个馊主意，他不能这么干。

霍夫曼给里宾特洛普的意思是拖一拖、等一等，看一看日军推进情况，到时候再让英国人重新思考，恰好英国方面也有拖延的意思，大家就心照不宣地延续了下来。

里宾特洛普和温莎公爵很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温莎公爵说：“你们想让日本人在北纬13度停下来？这不是不可能，但光靠元首劝说可不行，您得让蒙巴顿爵士打出这个局面来，否则以日本人的性子，签这个条约也等于白干，他们只认强权。”

“蒙巴顿必须守住北印度。”温莎公爵看了里宾特洛普，“你们不会再增兵了吧？”

“不会，不会，这您可以放心。”里宾特洛普心想：我们派出4个陆战旅够意思了，不会再多派，但日军肯定要增兵，我们顶多再卖点武器。

“我会关照他的。”温莎公爵露出笑意，“他原来是我的副官，和我关系挺不错，他得打出大英帝国的精气神来。”

所以到了10月份，英、美、德、中四国对于印度局势居然是惊人的一致：等等看机会！

这段时间小林光秀的表现其实是略微一点点反常的，不过苏媛媛没有能够看出来，一方面她没有这个反谍的基础，另一方面她心里也有烦恼，因为整风已开始刮到中下层来了，她有很多的不理解，但又敏感地知道这些话是不能问别人的，所以希望能和小林光秀交流一番。

实际上不仅是苏媛媛，大多数延安中下层干部都不知道整风运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还以为这是类似1939—1940年学习运动的新一轮学习运动，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地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间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像，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但他们根本上就误解了，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最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在这种气氛下八面来风，如鱼得水，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也嬴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

毛一方面要在思想上进行反对三风，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一方面又在实践上拿苏联新疆事件开刀——这当然是极端冒险的，不过苏联在德国的巨大压力之下，顾不上再对中国指手画脚，对中共的抱怨电报没有过多反驳，反而做了一定的自我批评和检讨——反正粮食已经搞到手了，道个歉又不会死人。

这个道歉对重庆而言不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但对延安而言，破除了莫斯科神圣论，王明头上的金钟罩就保不住了，与此同时，延安正转入对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文章的深刻批判。

丁玲等在报纸上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而在这批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王在该院作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风头很强劲，从1942年2月始，年届36的王实味受毛整顿三风号召之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计有《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忧虑。

当时延安重要高干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光是王任职的中央研究院就有95%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

毛本来希望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是支持直接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没想到等来等去没看见多少中国化、新解释的内容，反而看到了“反官僚、要民主”的口号，那岂不是在攻击党和领袖在独裁？

他看到这些报道后雷霆之怒，给王下了定论：向党进攻！由于王在文章中还批判了斯大林个人“暴躁”的观点，所以国际派在这件事上也有毛的态度一致，随着参与人数越来越多，随着时间推移，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变成了反党分子、托匪和国民党特务……1943年4月，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从此成了活死人，除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这件事苏媛媛是完全看在眼里的，她的思想感情很复杂，由于她的教育背景，使她天然倾向于丁玲和王实味的自由主义，但她的家庭出身和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又让她认为完全自由平等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件事她非常苦恼：她唯一不能理解的是，就算这些人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出发点也算是好的，为什么要往死里整呢？一开始这个话她不敢和小林光秀沟通，但最后完全忍不住了讲述了这些事，希望能得到小林光秀的指点。

小林光秀不去讲中间的谁是谁非，只讲了个故事：东条下台以后，东条派的军官全部被整肃——和他们个人无关，只与派系和立场有关。“请问，王的做法符合党的利益么？符合领袖的意图么？领袖让你们讲话是希望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你们不讲这个原则，却讲要改造党的作风，赋予党内民主、推动平等，你们这是要翻天么？这不是向党进攻又是什么？”

小林光秀意味深长地说道：“你要知道，你是组织的一员，凡事都要讲原则、讲政策，你不能顺着个人的好恶而畅所欲言，这才是我理解的党性！”

苏媛媛懂了，缓缓点了点头，脸上全是泪水——她根本不知道，这同一幕在20年后还会再次上演，那一次叫“反右！”，可惜那时候没有小林光秀来提醒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