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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飞机后，董用威的报告当天下午就出现在杨秋桌上，看完这个叫程诚的青年会党员提出的办法后，也被他新奇而大胆地思维吸引了。

工业化的责任承包制，让地主只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将管理和耕种的权利交给农民这个方法甚至让人想起小岗村那间低矮破旧的茅屋。他也看到地主士绅阶层和普通农民之间巨大的话语权落差，无法阻止那些黑心地主们变向加租加息盘剥，荒年还变本加厉的情况，所以想用立法形式将承包合同固定下来。还想出用组织农会的办法，让农民抱成团与地主士绅抗衡。这是个别出心裁的解决之道！一旦农民拥有话语权，势必会冲击传统的士绅阶层，使其妥协不敢在无缘无故加租盘剥，不得随意收回土地耕种权。目前的佃户制，农民虽能获得较长时间耕种权，但极少有敢于对土地进行投入的，除了租息高昂赚不到钱外，也因为地主们从不将租息写入合同，只在年尾时由双方才口头约定，导致很多黑心地主中途乱来，这样农民就算有些钱也不敢对土地进行投资。出现标准化合同和农会监督后，这种事情将逐步减少。这样做还有个大好处，那就是避免土地细分后对将来小型农业器具发展成熟后却推广困难的问题，提升生产效率。同样士绅也保住了土地收益，不至于出现类似穷党那种被彻底剥夺。

所以连杨秋都承认，组织农会实在是个大胆至极的想法，一旦组织起来农会就将成为农民自己的维权机构，从此与地主士绅共享话语权而不像现在这样被打压。

不过这里面也有问题，首先就是农会影响力太小无法取信农民，因为大多数人传统概念中，只有政府才能和地主士绅阶层对抗，但问题是千年来农民又普遍认为政府和士绅是一家。导致对政府的连带不信任，所以这个程诚就大胆提出搞运动，用激进的罢耕方式迅速扩大影响，在全国造成轰动效应竖立起农会这杆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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