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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台那场会议过去了大半个月后，时间很快来到了三月末，雍王典卖家财筹措的钱款，终于正式与朝廷使者们进行交割，作为去年秋赋的补偿，合计为六十七万缗有余。

这个数字究竟是多是少，不太好评价。

如果单单只论这一笔财货多少，那自然是一笔巨款，像是作为蜀商翘楚中的宋霸子，以百万缗飞钱投献行台，几乎都已经到了倾家荡产的程度。长安城中商贾云集，真正能够拿得出这样一笔巨款的商户寥寥无几。

哪怕在国家财政中，这样一笔钱同样颇为可观。像从永徽年间开始征收的户税，虽是户分九等，但若折中计钱的话，每户约在百二十钱之间。陕西道诸州，永徽年间旧有户数约一百三十万户，户税尚且不足二十万缗。

若从国家开支方面来算，天授年间内外在品职官约两万众，合年竞支禄米为一百七十万斛。以斗米五十钱论，凡在品官员一年禄米所支折钱也不足九十万缗。

但事实上斗米五十钱已经是极为高昂的价格，像在贞观、永徽年间等连年大丰的情况下，关中米价甚至都很少超过斗米十钱。神都洛阳地处天中，漕运物流环境较之关中的长安还要优越得多，哪怕在神都革命那样的动荡之时，斗米都无过五十钱，长期稳定在三十钱一下。

换言之，雍王入缴的这一批钱款，足支内外职官一年之禄且还绰绰有余。

但跟国家整体财政收支相比，区区六十多万缗实在不值一提。在中唐两税法实施以前，大唐财政收入还是以租庸调为主，租收谷米，庸则力役，调则就是以各种纺织品为主。

尽管永徽以来，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已经遭到了极大程度的破坏，但朝廷也增加了各种大税、小税并诸资课以弥补这方面的财政流失，所以总量上仍然没有削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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