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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青海王慕容忠请求归朝或者举部内附的记录，政事堂记载可以一直追溯到垂拱四年。之所以是从这一年开始，是因为吐谷浑先王诺曷钵死于此年，慕容忠继为青海国王，正式前往安乐州统领其部。

换言之这家伙从一开始就拎不清、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抵触朝廷这一桩安排。从垂拱四年至今，各种形式的上奏便多达十数起之多。

这不仅仅只是李思训自己的感受，此前历任宰相对此也都有类似评语。

武周长寿年间，姚璹担任宰相，提议政事堂编写《时政记》，不仅仅记录施政事则，更将当时君臣讨论各自观点、看法都详细记录下来。一者封存史馆，用于修史。二者就是存留政事堂中，供继任宰相们了解前任的施政纲领与各自理据，以避免朝令夕改、人亡政息。

当然，能够担任宰相的各自都有一套见解方略，而且所面对的时势也未必相同，未必就真的萧规曹随、不敢逾越。但《时政记》的编写，对于一些朝情大事的还原度极高。

《时政记》中就记载了一次前代宰相针对慕容忠其人其事的评价，其中前宰相李昭德的发言记录就很具有代表性。

李昭德的看法是，自贞观年间开始，吐谷浑便久为藩篱之用，此前是用于防备吐蕃。但在吐蕃权臣禄东赞父子的攻略下，吐谷浑王室实在是软弱无能，几千里疆国拱手而让。

之后朝廷庇护吐谷浑，将之安置于安乐州，除了吐谷浑王室这一层国戚关系之外，也是废物利用。将吐谷浑安置在河曲之左，进可以再次用来攻略青海，退可以平衡河曲之间铁勒诸部与东突厥降户的势力对比。

铁勒诸部与东突厥本为世仇，此前朝廷将两方安置于河曲内外，就是为了让他们彼此制约。可是随着东突厥势力死灰复燃，躁闹于大漠南北，这种过于对立的局面不利于长久维持，分分钟都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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