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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三的时候，刘备在晋阳集结上党、太原、西河、河东、雁门、定襄、上郡、河东、弘农九郡郡兵，加之鲜卑、匈奴义从共九万兵马，自平城出发。

此行的目的虽是为公孙瓒解围，可刘备并未急于东行。此次出兵，刘备的战线拉得太长，沿路不只要面对袁绍一州，还要考虑北面的轲比能，东面的蹋顿，稍有不慎，便会落得一个退路断绝，三面受围的困境。从大局上而言，此战对刘备的考验远甚于公孙瓒。

好在段煨临机应变，已在战前临时夺下高柳、马城、宁县、广宁等燕山要地，并且夺下居庸关这一幽州的北大门。故而刘备便在马城稍驻，一面修缮工事防御鲜卑，一面与袁绍去信劝其南归。

其信由孙乾代写，其文如下：

“夫牧伯者，国之重臣也。先帝以九州丧乱，干戈连岁，地烂民焦，唯行殊事。于三州设牧伯，令贤人守之，以望守御一方，休息黎苦。原冀州牧韩馥，缊德深粹，履行高洁，忠肃在公，虑不在私，故受重任，弘济河北。君以高门之名，行卑鄙之事，携武自重，奋私侵逼，乃得节杖，忠臣丧于裁刀，祸乱起于河北，岂无负先帝之意，太傅之英？”

“朝廷虽知韩公屈枉，然时值凉乱，关西颓唐。以君四世之遗泽，十载之贤望，姑且勉之，委君州牧之职，心腹之任，尔来四载有余。后以赵司徒东巡，解两州之斗，平河北之乱，所图者何哉？无非复弥民生，尽思定之能，防安危之变也。”

“今君兴军北上，结国家之敌，攻社稷之臣，无异于卢绾、卢芳之行也。天子朝野得闻，深为失望，故令我领北地老战之精兵，合十万锋锐之众，东征两胡。须知凉州丧乱，一战而平，袁术猖獗，遁于南山，临淄称制，朝不保夕。此三者皆称雄于一时，据数州之地，今皆残喘，可知王师堂堂，非逆命所能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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