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遥与黄熠又谈说一阵。陆遥又发现，此君对本朝的九品官人之法，竟也有几分研究。而他观察问题的角度更颇显独特，不同于时人徒然抨击制度本身。

魏晋两代以来，人才选拔唯以九品官人法为要。这项制度始自于前魏文帝时名臣陈群的建议，起因是曹魏承汉末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所以必须要建立起客观有效的人才选择制度，才可以为日趋庞大的朝廷提供人才供给。相对于汉时的察举制，任命各州郡大小中正，并使之履行职责、查访与之同籍贯的士人，这是制度上的完善；而明确状、品、簿伐这三项选拔标准，并以之勘定品级，则是在客观性方面的重大进步。凭借这两方面初实行时，号称盖以人才论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后世也有赞誉说：“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

毫无疑问，这项制度确是针对当时弊端的一项善政。然而正如大晋开国以来无数善政迅速腐化堕落变质那般，九品官人法也闪电般地背离了其创建时的原意。在奢靡腐化的社会背景下，大小中正营私舞弊、士族高门浮华结党。这群蠹虫向上携手蒙蔽台阁选举渠道，而向下把持了人才输送的唯一途径。其后数十年推迁，渐使南郭先生这样的滥竽充数之辈盈于朝堂，而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有势之门日多。

近代以来，如刘毅、段灼、刘寔、卫瓘等有识之士，都已深深感受到了九品选人之法的巨大弊端。他们先后上书朝廷，希望对此法进行整肃或修改，但在获取既得利益的世家大族共同反对之下，这些意见无不如石沉大海，旋即渺然无踪。

然而在黄熠断言，这些名臣虽有动摇九品官人法的企图，其举动却并无多少实质意义可言。皆因他们本身都是出身于世族，因此对于选官择人的观察角度根本就没有着眼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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