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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好几份名律例的草案送到刘益守的案头，让这位本就是随口一说，后续还有很多操作的大都督猛然吃惊。

要知道，名律例乃是一个国家立法的最根本主张，哪怕花个两年时间去逐字逐句的修订，都可以忍耐。这才几天就有好几份草稿，也是让刘益守感觉麾下人才济济。

其实他不理解的是，在封建时代，文人的最高成就，并不是篡位当皇帝，当权臣，而是主持编撰国家法度文书，参与立法。

其次是编修前代正史。

像是当权臣，当诸葛武侯一般的沙场统帅，都不算是最高追求。那只算是走了岔路。

比如朱异这样的，控制南梁中枢几十年，后世（非现代）给予的评价也很低，并不认为他权倾朝野有什么很了不得的。

刘益守麾下文士多半都是北面来的，对魏律十分熟悉，名律例也是以魏律为蓝本写的，水平也比较接近。

但崔暹写的稍有不同，居然将《刑名》和《法例》合在了一起。显然，这位长期担任军法官的文士，对于法令的理解要比其他人要深刻得多。

法制是一种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本身就具有极端的文化性与技巧性。换言之，缺乏对政治经济运作的深刻理解，缺乏对道德人心的通透掌控，是很难编撰出合理合适的国家法令的。

野蛮的国度只能采用粗暴而模糊的法令，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而非是统治者的意愿问题。

看了很久，刘益守将手里的那份草稿放下，陷入沉思之中。

古代立宪是不可能的，宪法的本意，就是君权下放到“议会”一类的机构。

中国封建时代，刑法才是最高法，皇帝就是能直接控制修改刑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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