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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三：天候、地理

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大唐中前期之所以繁荣，与当时适宜庄稼生长的天候有关。

而天宝年间，有清晰的记载：尤其是关中地区，多为雨涝。

这些肯定会对粮食的丰收有负面影响，毕竟传统农业一直就是靠天吃饭的。

但造成杜甫身在关中地区，还身任小官职的前提下，发生了饿死小儿事件的，肯定不止是天灾。

贪贿。这是大唐不能规避的问题。比如王鉷，于朝廷而言，这是个政绩颇丰的大功臣。但于官政、吏政，于军镇（如朔方地区征收赋税就很重，也造成诸族在此的不断叛乱）、于百姓而言，他是一个大恶人无疑。

目前看到的文献，以敦煌遗书的出土最为清晰。唐代的粮食亩产，大致在百斤上下。

也有说能够达到更多的，比如近两百斤。但要注意的是，田地在大唐也是多季节生产了。比如，种了小麦之后，可以种豆类。

多数文献证明，亩产小麦或粟，百斤左右是差不多的。这是百姓的基本口粮，风调雨顺自然好一些，但遇到天灾后，因为缴纳租税是固定的，百姓的生活困苦可知。

史书记载“盛唐时，达到斗米二文；开元时期，斗米五文”。

这里面要辨明的是：丰收地区的粮价与一般地区的，肯定不同；这个月与下个月的粮价，肯定不同。

所以，这至多是一个政绩的标杆，未必能够作为当时社会的持久衡量标准。吕思勉先生的著作中，有这样的观点表达。

如果对大唐所谓盛世感到一好百好的话，可以看看《王梵志诗校注》，里面的描写活灵活现。

另外，比如官贵的强占资源问题。

因为稻麦要进行脱壳，水硙，就是很便利的工具。百姓使用，肯定是要交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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