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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关贝勒，郑重指出，咱们在新疆的真正的敌人，不是新疆土著，是浩罕人。新疆土著之中，固然不乏煽风点火、浑水摸鱼的，但一番乱局过后，既然最终是浩罕人占了新疆，那么，新疆土著也就同在“倒悬”之列了。

而且，浩罕人暴虐贪婪，新疆人的日子，比在朝廷的治下，苦的多了，所以，新疆人是打心底盼着有人来解救他们的，只要朝廷剀切宣谕，西征大军言行合一，新疆的“缠回”，便会东望王师如大旱之盼云霓。

哦，彼时，离改“缠回”为“维吾尔”的上谕发布，还早着呢。

所以，既为西征军事行动的顺遂，亦为日后长治久安计，咱们进军新疆，“救民水火”，“解民倒悬”，不能是一句空话。

所以，入疆之后，对僭居新疆的浩罕人和新疆本地的“缠回”，必须区别对待，对新疆的“缠回”，必须做到“一人不妄杀，一物不妄取”。

陕甘乱平之后，进军新疆之前，每开一次军事会议，以上方针，就会被郑重申明一次。

另外，关卓凡和左宗棠，重视西征大军的后勤保障，过于西征大军军事行动本身，以上方针，也是原因之一――进入新疆之后，不可以随便“因粮于敌”了。

西征大军入疆之后，严格军纪，很好的执行了“一人不妄杀，一物不妄取”的方针，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维吾尔人几乎没有真正肯替浩罕人出死力的，被迫上阵，也是出工不出力，枪声一响，便一哄而散，譬如乌鲁木齐战役中的红庙子狙击战，便是典型案例。

到了后来，维吾尔人纷纷主动替西征大军做向导、通风报信，譬如，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战役中，西征大军对达坂城的战备情形和周围地理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民众的通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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