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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见的第二天，曾国藩入宫陛辞。

陛见、陛辞，前后紧连在一起，这是极少见的情形。

摆在台面上的理由，是年近岁晚，既然登基大典“宣诏官”的差使已经交卸了，就该赶回保定，处理年底积压的公事，好从容封印过年。可是，赶得如此匆忙，就不免有人暗中嘀咕了：京师是什么是非之地吗？曾涤生这一趟差，怎么仓促到了这种地步？一副对什么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

反正，在京期间，由始至终，除了轩亲王，曾国藩再也没有正经见过第二个客。

陛辞依旧由轩亲王带班，皇帝不像陛见时那么长篇大论，整个过程，不过行礼如仪，就毋庸赘述了，值得一说的，是曾国藩得到的赏赐。

朝珠、笔砚等文绮珍玩，算是例行公事，没有什么太出奇的；较为引人瞩目的，是“赏穿带素貂褂”――通常情况下，这是王公亲贵才有的荣耀。

这些都罢了，真正“逾格”的是赐御书匾额――御书匾额本身不稀奇，可一次过赐御书匾额四方，就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了。

这四方匾额是：“元辅休戚”、“礼堂硕望”、“德侔厚载”、“夙延庭诰”。

名是“御书”，其实不是洪绪皇帝的亲笔――不好意思，洪绪皇帝的法书，不过童蒙水准，远远不到可以“御书匾额”的程度，这四块匾，其实是“南书房行走”、“上书房行走”的翰林们的代笔。

就是匾额的内容，也不是皇帝自己亲撰的――皇帝虽然已经跟婉贵妃习学了半年，撰拟匾额的本事，却也还没有――四块匾额的内容，都是皇夫代皇帝拟定的。

有人说，一口气御赐四方匾额，真正是好生别致，倒像是替曾涤生提前“盖棺定论”了似的――“立德”、“立功”、“立言”，嘿，“三不朽”，占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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