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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国记》中记载：“九月，大山中津守连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德、僧智弁等，称筑紫太宰辞，实是敕旨。告客等：‘今见客等来状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济镇将私使。亦复所赉文牒，送上执事私辞。是以使人不得入国，书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略以言辞奏上耳。’”给予郭务悰正式答复的主管是津守连吉祥，之所以由他负责显然是因为他5年前担任过遣唐副使，觐见过唐高宗，与唐人交涉经验丰富，可以算得上一名外交家，而官位和先前的采女造信侣一样为大山中。伊岐史博德就是之前与津守连吉祥一同赴唐并为后世留下重要史料《伊吉连博德书》的伊吉连博德（本书中成了主角的手下），此次又作为津守连吉祥的副手，后世著名的外交官。前番接待过郭务悰的沙门智弁同在接待人员之列，带有引导者的意思。

3位接待使向郭务悰、祢军等宣布了大和朝廷的旨意，但是却谎称此乃筑紫太宰的答辞，这是的筑紫大宰正是闻名海东的水军大将安倍比罗夫。旨意称，郭务悰等并非唐高宗所命，而是百济镇将刘仁愿等私自委派，因此不能构成国事外交规格，倭人拒收牒书物品，也拒绝唐使进入国门，只能口头传递文辞并由筑紫大宰做出相应的私人答复。

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等想出如此应对策略可谓煞费苦心，实是一举三得：第一，不使唐使进入，防止其借机窥探倭国内情；第二，不以朝廷名义与百济镇将私使交涉，而以地方官僚筑紫大宰出面，识破了刘仁愿意欲降低倭国国际地位的阴谋；第三，未将唐倭交往之路堵死，其实是暗示如果高宗下诏来访便会得到相应待遇，也是为两国关系和解打了个伏笔。如此一来，刘仁愿等带有恶意的两个意图都没有达成，而安抚及改善外交关系这两项有利于双方的目的得到了满足。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等高明的政治策略实在令人叹服，竟然让郭务悰、祢军陷入了被动，唐使和百济送使居然不知所措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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