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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用来抽样的田地及收成，能否代表整个关中的平均田地产出。

李晔随便派锦卫下去打听一下，便获知，户部实际只取了三块田地做样本，且这三块田地分别来自万年、长安和泾阳三县，全是京师周边最富庶之地。很明显，户部官员并不是想统计出更准确的数据，而是想多给自己这个天子报喜。

其次，各县报上的水田数，是否属实。

每到岁末，便也是考核各司各地官员政绩的时候，俗称「大考」，考核结果共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可简单分为上、中、下三等。若得上等，便具备了被提拔的资格；若得中等，可留任或调动；若只得下等，轻则降职罚薪，重则直接罢免。

李晔亲自参与了考核标准的制定，他摒弃了原有的「四善」「二十七罪」那一套，一切以实绩为准，并着重点出农桑、乡练、赋税三条，以为首要考核点，随后吏部按天子的要求制定了全新的考核标准。

当时李晔便有预感，自己这种重成绩、轻德行的做法，必然会导致下面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虚报政绩。这几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

可什么叫德行，又如何量化，如何评价？且不说德行二字，一直都是垄断话语权的门阀大族手里的最有力工具……如今这个惶惶乱世，容不得掺杂太多虚无的东西。遥想东汉末年，曹操践行「唯才是举」，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李晔只能再在监督上发力，提前与刘崇望及考功郎中韦次之有过交待，需对地方报来的结果严加甄别，若最终考核失据，吏部考功官员将一并受罚、且加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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