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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一道六百里加急的奏折从济南发出，到了次日中午，就被送到了乾清宫的案头。

已经八十二岁的乾隆看完刘墉的奏折后，又拿起早上刚从济南发来的一份密报细细看了，枯着眉头来回看了两遍，才让太监把刘墉的那份折子递给了立在御案前的嘉亲王颙琰，沉声道：“你们几个都看看。刘墉的看法是北海贼这次入寇东省，很可能就不走了！”

刘墉猜的没错，乾隆的确在他身边安放了密探，而且不止是济南，连诸城槎河山庄也有。“尚虞备用处”有自己专门的通信渠道，不走朝廷驿传。

别看乾隆表面上对汉官恩宠不减，实际上自从汪中他们八个投效北海镇，他便对朝堂中的汉人重臣和地方督抚加以严密监视；而自三年前赵新劫狱后，这种防范与戒备之心更甚。

虽说自康熙开始，满清的皇帝占据了“治道合一”的位置，掌控了政治乃至文化的话语权，满族人也接受了儒家文化的融合，底层满人日趋汉化，但上层贵族们一直是“融而未化”。

清朝历代皇帝自始至终、反复不停的告诫旗丁“国语骑射，是满洲根本”，对皇室子弟吟诗做赋，通常是严加斥责。就是怕自己跟契丹和女真一样被汉族同化，最后泯然于世。

要知道在中国这样亿万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一个只有五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要想维护高度集权化的帝制，必须依赖一种强有力的权力表述系统，即强调满洲的血统高贵和独一无二的特性，如此才能稳定统治秩序。

问题是如今北海镇连满清的老窝都给端了，包括老满洲和伊车满洲在内的满人如今都成了北海镇治下各族的一员；宁古塔和珲春之战后，那些八旗俘虏大部分都被送去了苦叶岛挖煤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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