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到“法治”，这背后折射了很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东西，不过这些是社会学家要研究的，spc始终更看重的是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组织的整体实力确实得以突飞猛进了。

古往今来，华夏历史上涌现出很多“酷吏”，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作能力极其出色、政绩突出之辈，然而在当时社会的风评并不好，甚至提到其名字可以起到“小儿止啼”的效果。这是就当时的社会风评而言的，即使是放在历史上，这样的人名声也好不到哪去……似乎，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人们并不在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觉得其为人好比什么都重要。

即使是如海瑞这类的大清官，骂他的人还是比赞赏他的要多：因为这是个“酷吏”，眼里只有法理、没有人情！这等丝毫不懂通融的人行事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他被打成异类、被排挤。

大家都这么和谐友善，凭什么就你要做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恶心大伙呢？这是很多人的不解之处，而倘若有谁会“他心通”且运用到海瑞身上的话，大概也能读出他的不解：为什么我明明是依法办事，大家却都很抗拒呢？为何大家要以违规为荣？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当然，酷吏之所以是酷吏就在于其“酷”——要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就动摇了自己的坚守，那还怎么酷得起来？我就是我，是不一样的烟火！

古往今来，占了理的一方向不占理的一方让步甚至赔礼道歉的事不在少数，这本就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而完善规章制度、落实法制建设就是为了从方fǎ lùn上解决这一现象的：任你怎么胡搅蛮缠，有法可依的一方就是不慌，有种你就抗法试试啊。（挑衅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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