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群想了半天，最后道：“委座认为日本人的话可信么？”

蒋介石犹豫半天，最后道：“日方为取信于我们，主动表示可先交收县城，只要我们同意，两周内完成交割，宜昌和南昌在日本获得印度胜局后交割，但最晚不超过一年后。”

张群明白了，先不说宜昌和南昌的事，就是白拿20座县城也挺好的，他能理解蒋的心态：他对派远征军去保卫印度实在是半点好感都欠，所以哪怕日本人不给什么好处，他都无动于衷，当然如果有好处，他就更能说服手下了。不战而得20个县城，对中国政府抗战来说也是不小的功绩，但日军态度又透着古怪——他们现在居然不提共同反共，还说要向共产党移交县城并出售军火，这是真心要与共产党合作还是借共产党之手来施压政府？

他脑子转得飞快，先接收县城再反悔派出远征军这种事估计委员长办不出来：

一来这除了徒劳地激怒日军没什么意义——日军能放弃很快也能重新夺走，这半年多来他没少听到类似的故事：凡老老实实交钱赎城的，日方基本信守了承诺，凡是敢于耍手段使出心眼的，最后都被日军教训了，现在再敢这么做的人真没有了；

二来真要派兵进入印度也不是件容易事，第一次入缅的教训历历在目，现在又加上德军，部队畏难情绪会更大；

三来，委员长的心思他已看得很明朗，现在对付日军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对付共产党他准备用三分政治、七分军事；

“委座，美国人就没什么条件么……”旁听的陈布雷迟疑地问道，潜台词是美国人不应该只谈责任义务不给好处啊。

常凯申咳嗽了一声，露出了不太自然的笑容：“美国人首先对苏联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会坚决支持我们一切行动；其次，美国人明确表示赞同政府进一步统一军令、政令的举措；再次，愿意和英国交涉将来战后把香港还给我们，废除以前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如果印度、缅甸通道打通，愿意送我们30个美械师装备。”

陈布雷作为首席文胆很清楚“统一军令、政令”后面是什么东西了——这是默许委员长对共产党动手。

张群认为美国这几个条件很有诚意，正好挠到了老蒋的痒处，按理说这是大有回旋余地的事，为什么两人会吵得这么厉害？后来才明白是史迪威说话方式不对，以命令般的口吻让蒋当场答应，这就触动了蒋介石敏感的神经。

陈布雷认为印度局势很糟糕，否则美国人不会下这么大本钱。

“当然很糟糕！”蒋冷笑道，“锡兰岛面积差不多比台湾大一倍，这么大个岛，3天就沦陷了，4万英军当了俘虏。娘希匹，英国人尽是废物！——就是4万头猪放在那里，3天也抓不完！这样的将军如果在我们这里，我是要杀他头的！”

“印度轻松让日军占领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一来国家被日军四面包围，外援断绝，形势大大不利；二来，这样就达不到消耗日军实力的目的，万一日军打完印度继续回头来打我们就麻烦了；三来，如果印度彻底丢光了，英国很可能就打不下去，或许要退出战争，英国一退出，美国也会打退堂鼓，我们孤军奋战，外有强大敌军、内有共产党不听指挥，内忧外患很不利……”张群道，“兵当然是要派的，但不能多派，象征性先派一点就好——这一点可以和日本人先说好，他们担心的是是我们大规模派兵，比如30万这样，如果我们派个3-5千人，日军应该不会计较，美国人那里也有个交代；再次，日军既然有从大陆撤军的迹象，是不是大家再谈一次，只要尊重我们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可以让日方在经济上占些便宜；最后，关于统一军令、政令，我举双手赞同，不过是不是找些确切的证据并大白天下？俄国人口口声声说友好，抢粮暴露后，民众就醒悟了，对共产党会有再认识，民众同样也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陈布雷认为要对美国把话讲清楚，要求国军派兵是有前提条件的，至少英美盟军要先在缅甸一线发起反攻，打通道路才行，否则30万大军根本过不去！如果缅甸的日军这样好打，国军为什么不去趁机收复武汉呢？

“委座，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不过……”张群忽然又开口道，“共产党口口声声说抗日，美国人也认为他们抗日而且战斗力不俗，这样也好，政府干脆就通过美国人下一道通知，让第十八集团军、新编新四路军各部抽调部队去印度打日军……”

“这不妥，不妥，这岂不是白白让共产党拿了美国军火、物资？”常凯申还在思考间，陈布雷先表示反对。

“其实想明白了无所谓不妥，如果共产党部队要保持独立性，自搞一套，美国人很快就会认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如果共产党爽快地接受了美国人的指挥与安排，那共产党部队还姓共么？”张群阴阴地笑了起来，“派共产党去印度打仗好处很多。去，不管输赢都是有利的；如果共产党不肯去，那就要借助布雷先生的笔好好说一说了：斯大林派军队来新疆抢粮食、残害我国军民，老百姓已认清了真相，如果把抗日这张皮也扯掉，我们维护军令、政令统一就更加师出有名。”

“这个嘛……”蒋介石又犹豫起来，“还要再讨论一下，从长计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些时候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注意转化，注意转变……”

张群知道对面瞻前顾后的老毛病又开始发作了，内心有点鄙视，嘴上却说：“当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不太成熟的想法，让委座见笑了。”

虽然蒋在派兵问题上瞻前顾后，但关于“新疆抢粮”的事却掀起了高潮：重庆在延安是派驻有观察员的。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作为合作条件之一，向延安派驻了国民党联络机构和联络参谋（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及海外的徐复观曾在1943年作为国民党联络参谋驻延安近一年），在中共情报及反间谍机关的严密控制下，国民党驻延安观察员虽无从获得中共重要机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观察之便，捕获到中共若干战略性和公开信息。

蒋介石接到延安线报，知道中共目前在整风，虽然蒋对于整风的内涵并不清楚，但作为知根知底的老对手，他很快就看出整风的实质，他不止一次地和陈布雷等亲信表示：名为整风，实为整肃，是毛在排斥异己、唯我独尊！

不过他虽然大致了解中共内部的矛盾，但除隔岸观火之外别无其它选择，因为他对中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他也只会对即将发生的中共内部的整肃斗争兴高采烈，实在希望中共因毛泽东与王明等冲突而四分五裂。

关于高层内部的冲突，蒋通过观察员拿不到，不过他有一个更稳定的来源——1938年叛逃的张国焘，张在叛逃后被蒋迅速接纳，算作“心战”的重要胜利，在张国焘的供述下，蒋介石知道了毛与王明之间的冲突，知道了本土派与国际派之间的斗争，现在“新疆抢粮”事件一爆发，他就认为找到了足以引爆中共内部矛盾的利器，而且他与斯大林打过交道，知道这个人同样权力与控制欲望极其强烈，如果能引发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决裂，那对他最终完成统一是大有帮助的。

蒋的眼光错不错呢？当然不错！

实际上这时候的斯大林已经与毛积累了一些矛盾：对于毛逐渐取代王明成为中共最高领袖，斯大林一开始是乐见其成的，因为王明的老师、共产国际前东方部部长米夫已在1938年被斯大林清洗，所以斯大林不会重用王明，这是其一；其二，王明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和与其他人的联系远远强于毛，所以斯大林希望能扶持一个更弱小、更听话、更没有国际关系的中共领袖，而毛恰好在这个时期内投其所好，甚至还大张旗鼓地学习《联共党史》，这就使得斯大林就不愿对延安说些什么。

但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毛对他的恭顺完全是伪装出来的，毛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国际派，甚至极度反感国际派，当苏德战争爆发后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因为后者已自顾不暇，毛采用拖延、回避、指东道西等种种方法，拒绝出动八路军进攻驻扎在华北和中蒙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当时莫斯科惧怕德日联和夹击自己，多次明确要求毛派出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毛对于百团大战都不满，怎么可能去为苏联人火中取栗？自然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发现毛原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一套”的状态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所以在新疆抢粮这件事上，斯大林压根就不想和延安沟通什么，甚至在延安发电报过去之后询问，也只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这次粮食征购是经过盛世才同志认可并支付了合理对价，不知道为什么有抢劫这一说法，对这种近乎污蔑的宣传，中共要予以强烈谴责同时肃清内部党性不纯、国际主义思想缺乏的流毒……”

驻延安代表的解释稍微婉转一点，不过口气是一模一样的：当初为了购买军火，苏联曾贷款给中国方面——苏联那时候说什么了么？现在苏联没有要求中国贷款，也出了钱购买，无论如何与抢劫沾不上边——如果你觉得这部分卢布白条暂时不能用的话，你当贷款不就行了么？

这个答复就迅速引起了党内争议，毛在书记处会议上很生气地说：“贷款当然可以，既然苏联可以向中国贷款，中国向苏联贷款当然也可以，但是，这种贷款一定是你情我愿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这是其一；其二，当初苏联贷款是给了国民党，虽然国民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毕竟是中国政府实际执政党，对外代表中国，现在莫斯科直接跳过延安和重庆，直接去找盛世才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他盛世才代表中国政府了？其三，这件事就算找盛世才，勉强因为他是联共党员和中央委员还有点道理，可为什么不和延安与重庆通气；其四，如果真的是所谓的你情我愿，为什么盛世才要喊冤，还要叫嚷，他的党性呢？”

分析完这一点，毛怒不可遏地说：“说白了就一句话，所谓征粮和白条，那都是不可能兑现的东西，将来一定会为这件事扯皮，为了一点点经济上的便宜而不顾共产党的形象，不顾共产党的作风，完全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盛世才不是心甘情愿交出粮食的，他是在苏联人的枪炮之下无奈交出的，不管他本人有什么问题，至少这件事他没有反抗能力，所以他现在要叫。”

陈云补了一句：“据说现在新疆粮食十分困难，牧民很多牲畜也被抢走，现在因为天气较热还可以维持，一旦进入严冬，后果不堪设想，甘肃的粮价涨得非常厉害。”

“国民党有什么反应？”

康生道：“这是苏联帝国主义一贯横行霸道的表现，说明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上是流寇、是土匪思想……还逼着我们表态，我认为这是很恶劣的事件，必须严肃对待，这样党才能站稳脚跟。”

毛点点头：“这是蒋某人在将军啊……康生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主席，我认为对国民党的抨击和指责应该坚决还击，以正视听，但对于苏联和联共的某些说法，我们也应该保持一定距离，这有利于争取中间派和民主人士。”对康生如此直言不讳的表达，很多人表示了诧异——他这是要向联共开炮？

毛却微笑着点点头：“必要措施要采取，不过如何应对不能草率，要有分寸，要有礼、有利、有节……苏联毕竟是老大哥么？”

康生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刚才他故意用一句很“右”的话来试探底线，结果底线成功探明了——毛要有说法，但又不要完全破裂，更重要的是，由自己这种这么激进的右的态度在前，毛的修正看上去就更合情合理了——一个好的下属，一方面要为领袖及时背锅，另一方面要为领袖讲出他所不方便讲的话，甚至为了衬托领袖的英明，讲话一定要过头，一定要有偏差，如果他讲“有理有利有节”，那画风就太错愕了，到底谁才是领袖和舵手？

康生在中共党内最早以赵容闻名，1925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来、顾顺章等一同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后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这时候康生与周、王明、博古的关系才比较密切，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为“肃反专家”声名显赫。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组成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最高负责人。

他在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镇压中共变节分子，以及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斗法。由康生领导的“红队”刺杀了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直属情报员史济美（马绍武）和一批共产党转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无法在沪立足而转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他在苏联居留四年期间竭力吹捧王明，同时实地学习苏联镇压机关格伯乌的经验，在中共留苏人员中厉行“肃托”，成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苏联“格伯乌”全面熏陶的“专业人士”，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派——只知有苏联不知有苏区。

由于毛与康生素无渊源，1937年11月底康生与王明等飞返延安之前，毛甚至从没见过康生，再加康生与王明曾有密切关系，所以关系很疏远。康生最开始还把希望寄托在王明身上，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就看明白了——康生毕竟不是王明、博古这种在苏联马列堆里泡大的人物，他是在上海滩经受过实战检验的，是进行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动作的又中共上层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观察政治风云的丰富经验。

他发现毛泽东虽然在政治局内暂时处于下风——主要是倒张闻天未获成功，但毛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而王明在党内、军内并无坚实基础。康生认定王明决非毛的对手，加紧向毛靠拢，在毛与王明为首的长江局、在毛与张闻天的理论斗法中，康生都站在毛的一边，更重要的是，康生力排众议，全力支持毛与江青结婚，从而一举获得毛完全信任。

蓝萍在上海滩那点事，作为特科负责人的康生会不清楚？但他看出毛对江青的意思后，便利用这个身份进行担保，同时由于康生和江青都是山东诸城人，算是同乡，再加上有传言说江青的母亲曾经为康生家做过佣人，所以康生不但对江青在上海滩的情况一清二楚，甚至连江青从小到大的底细都了如指掌，因此有康生这句“我保证江青同志毫无问题”的话是有很大分量的，打开了毛的第三段婚姻，同时也迎来了康生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

在刚才康生与毛一问一答中，关于新疆抢粮事件的答复就确定了下来。

毛道：“革命首要的问题是敌友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一定要弄清楚，但这个关系要考虑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更不容忽视的是朋友间的关系，是不是因为双方是朋友、盟友就可以好到无法无天不加以抵制呢？是不是因为朋友就无条件、无原则团结呢？我对此持有否定态度！我还是那句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苏联老大哥我们当然要团结，但新疆的老百姓，中国人民、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我们就不要团结了么？答案也是肯定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就武装保卫苏联的调调不能再说了——连小林光秀这样的日本人看了都觉得不妥，认为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其次才是共产党，这句话难道没发人深省的一面么？不要看我们说帮助小林光秀提高，其实人家小林光秀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看问题也准，最重要的是能从实际出发，不盲从，不跟风，有独立见解，我们有些同志就缺乏这种思考的能力，只知道一味附和，莫斯科放个屁都是香的。当初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如何如何，大有没共产国际便过不下去的样子，现在共产国际没了（编者注：1943年5月解散），又改口莫斯科、斯大林云云……难道中国的事情我们自己管不好，还要邀请斯大林老人家来帮我们管？这样干脆让中国当苏联加盟共和国算了。”

毛在私下会说些牢骚话，这次显得格外有点多，众人都是默默不语——既不能附和又不能反对，只有康生在旁边不时说几句：“主席说得对，我们确实要加强学习”或者“哎呀，我原来也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将来不能再犯了……”等等之类的话，最后这个答复要交由政治局乃至延安的中央委员统一表态——这也是毛进行整风以后用来进行验证的一个好机会，看看到底大家对他的领导是否口服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