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大会议上首先开炮的并不是最初表态支持毛的康生，而是高岗。他瓮声瓮气道：“苏联老大哥去新疆征粮，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这里有两个情况需要澄清：第一，这件事党中央首先不知情，地方同志没有汇报更没有加以阻拦——这当然要批评，但这不能反过来说我们缺乏国际主义精神，我们根本事前不知情嘛；第二，这件事发生后，党已通过合适渠道向苏联反映，照理说苏联出面做些说明甚至微微表示一下歉意，这件事完全可以过去，不至于对党造成冲击，使我们的工作陷于被动，但苏联没这样做——不是我们不出面维护大局，而是苏联根本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他讲到这特意停顿了一下：“苏联现在只叫我们宣传这样做是正确的，苏联没有问题，中苏是友好盟国应该互相支援，党应该站在苏联一边反击国民党和中间派的指责……我个人认为不完全正确，党要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我们不能稀里糊涂，这不是简单的苏联与盛世才之间的经济纠纷——谁相信谁傻。”

开头不说延安应该如何如何，先上来说一通苏联的坏话，听得一干国际派皱起眉头，让中间派也要考虑应该如何接下去表态——最开始他们只以为真的是就事论事，现在才明白，就事论事当然没错，但这个事不是他们理解的那个事，这个事只有一个指向——是不是要以苏联的是非观和大局观来担当中共的是非观和大局观？

高岗是陕北地方红军代表，原来在党内地位并不突出，资历也不显赫，只是诸多山头之一，论资排辈还在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之下，只因为中央红军在苏区失败进了陕北，他这个地头蛇才开始被中央重视起来，由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高岗担任副主席，但刘、高很快就被卷入到肃反狂潮中，两人甚至直接被逮捕，直到1935年底才平反，这就使他对于动不动搞肃反的国际派有切齿之恨，虽然这些问题已陆续得到解决，但有机会还是要抓住国际派冷嘲热讽的。

除历史怨恨外，也与高岗受教育经历有关，他接受传统中国教育，与毛类似，但比毛更闭塞。别说从没出洋留学，甚至都没去过上海、北平、南京等国内大城市，和留苏派毫无瓜葛，整体个性既有小知识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农民无产者的狡黠和粗鄙，颇合毛的胃口——这就是典型的土鳖，而且是那种压根看不起海龟、鄙视海龟的土鳖。

刘志丹牺牲后高岗跻身为陕北首席代表，1938年10月以陕北党组织代表身份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虽然格局不大，没有北方局、华中局、长江局听上去头衔大，但因为中央在延安，位置其实非常重要，不亚于中央局书记。中共元老王若飞因在政治上失势，屈居高岗之下，只担任了边区党委宣传部长。

毛只让高岗担任边区党委书记，就是为政治上保护资历还不够深厚的高岗，所以用事实上平权但表面上级别略低的职务把他放了出去，1939年6月又任命高岗为八路军留守兵团政委（萧劲光任司令员），留守兵团下辖三个旅又二个警备（保安）司令部（王震的359旅归留守兵团统辖），是守卫边区唯一重要的军事力量，相当于中央卫戍区政委，实现地方和军队一手抓的局面，高岗地位更加突出。

1941年，边区中央局与中央西北工委统一为西北中央局，由高岗任书记，此时其在党内地位已高于元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而和周恩来、刘少奇等大局书记平起平坐了。他在边区党和军队中地位的确立，加速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西北地方干部系统的形成，例如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等分别担任了边区党、政机构的负责人。

【作者注：由于这段关系，一般将习看做是西北山头的人物，由于历史上高麻子很快倒台，所以老习非常非常低调，与基本上同级别的老薄骄横跋扈相比，完全是两种个性，与高层广泛交好，是出了名的好兄弟，也因为这件事，老习在文革前就被打倒，文革中反而没受太多苦，更不用像老薄那样被小薄踹断2根肋骨，小习和小薄很多年后一决胜负，固然有自身能力的缘故，但老一辈香火情和历史记忆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实写照……笔者原任职单位上级集团有位副书记当初也在军委担任秘书，和小习一起为国防部长耿飚服务，我们都调侃他既然有这么一段香火情，为什么一堆人鸡犬升天他就抓不住机会？他叹了口气说，我那时候也是年轻气盛啊……再说，我们家老头子跟的是广东南天王，不是一个系统。这样说我们就懂了。后来，他60岁——副厅级退休！小习60岁——开始做中国梦！】

1941年夏，王明短时间内曾分管过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工作，高对王明虽然表面客气，但在毛面前讲王明的坏话：“原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是祸从天降。”

有这样的扶持，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历史积怨和心理因素，让高岗开头炮就势在必得。

高岗开炮后，会议一时间没人说话，大家都在细细琢磨高刚才的发言，虽然讲得很粗鄙，但有一句话引起了众人的高度关注：要不要用苏联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作为延安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

这句话从理论上不难驳斥，难道中共不去信奉走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的苏联道路和是非观，反而要去信奉其他道路的是非观？但就新疆这件事，确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苏联这件事到底做的对不对？对的话，怎么解释？不对的话，怎么规避乃至批评？

沉默许久后，国际派第三号人物张闻天发言了，他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件事是苏联元帅布琼尼带队展开的工作，众所周知，布琼尼元帅文化和理论水平一般，干事情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粗暴，所以他可能存在工作中的急于求成，但这不应该被指责为苏联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人家至少也付了卢布，至于盛世才和苏联的问题，我觉得暂时可以放一放，统一战线不也说要暂时予以团结么？”

张闻天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虽然只字不提苏联的做法是对的，但也不肯直接承认是错的，只说与布琼尼有关，与具体执行人员有关，是策略问题，虽然他不同意用苏联的是非观代替中共的是非观，但认为没必要将这件事闹到人尽皆知的地步，打个圆场，辩解几句就过去了——国民党哪天不往延安泼脏水？泼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当初毛要对付王明时仍然倚重张闻天，所以两人关系还不错，但任弼时返回延安后这种关系便宣告结束了，毛不但对张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更对他在宣传和意识形态中强调马恩经典而忽视本土化表示不满，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后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认为张是中共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勃然大怒，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了一麻袋教条，当场给了周难堪。

对毛的这种态度，张闻天虽然有所察觉，但依然还没有醒悟，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迂腐，更不像王稼祥那样肯卧倒装死，而他的外在形象——时时刻刻在胸前别着一枚硬币大小、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徽章更让人毛看了不爽，认为这是张借古人、洋人来压自己。

对付张闻天不用毛亲自出手，他的话刚告一段落，反张大将刘少奇便挺身而出，说道：“洛甫同志刚才的话我不能赞同。我们讨论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和如何处理，你把它具体当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连谁是谁非都不敢说，还敢谈是非观？我只问一句话，这个问题苏联人有没有错误？如果有，是布琼尼元帅一个人的错误么？如果没有，那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位苏联同志辩护，而不是你说的，等待风平浪静、清者自清这种毫无作为的态度。你刚才说的态度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回避问题，希望以时间消弭恶劣印象，这是极度消极的作风。”

这几乎是指着张的鼻子骂人，张闻天十分生气，但没当场反驳，到底错不错他不能说——不是不敢说。

眼看张闻天被人指责，身为国际派二号人物的博古便不能不出来说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在心理上、政治上已完全交了枪，任凭摆布，甚至连自己原本的亲信潘汉年也放弃了，但对苏联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地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并不止一次说：“博古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

对苏联这件事，博古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倒是很光棍：“苏联同志去新疆强行买粮当然存在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应该放大和孤立地来看，应该充分体谅苏联的不容易。我的意见是，是不是以中央的名义给苏联发个电报，让他们承认一下具体沟通中出了误会并发表声明，这些卢布其实是白条，今后可以向苏联购买军火或工业装备的，这是其一；其二，对于国民党等借机造谣生事，挑拨离间，我们要坚决反击，中苏是盟国，就算是手续、沟通有问题，弄点粮食最终还是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有什么问题不能从大局看？从整体看？苏联帮过我们很多次，我们帮苏联一次又有何不妥？”

其他人还在思考博古的话，原属国际派重要人物、在遵义会议上鼎力支持博古的凯丰（何克全）却开始放炮：“博古同志，您想得挺好，不过有一个情况可能忘记了，中央和莫斯科打过电报，希望他们做个补充解释说明，但莫斯科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拒不反省不说，还直接要求我们站在他们一边辩护，您现在要的声明如果莫斯科不肯给怎么办？不肯给这件事还抓不抓了？”

这个反唇相讥让博古顿时愕然，但一想到凯丰这几年的改变，只能叹气不说。

虽然遵义会议上凯丰支持博古，但一旦确立毛的地位后，凯丰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完全将立场放在毛这边，甚至还攻击以前的国际派同僚，1941年他在长江局与王明搭档，打了很多王明的小报告，年底返回延安后又对张闻天尽学“本本”表示不满，认为是教条，这种表现让毛很欣赏，便任命凯丰接任张闻天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这之前，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这不但把张闻天挤出了宣传岗位，又赢得了凯丰的忠心。

所以博古现在只能叹气：识时务者为俊杰嘛！